当然了，他们只是写写过嘴瘾，根本不会想着去落实。
张居正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疾。
在出任内阁总理，上的类似于施政纲要的《陈国事疏》中，他重点提到了“核名实”和“省议论”，就是要杜绝务虚之风。
看完严嵩、徐阶和张居正相关记载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历史和事实是如此的荒诞。
但朱翊钧觉得很正常，人都是矛盾的。
从张居正给自己做老师开始，朱翊钧就用心去琢磨他的三观和思想理念。
朱翊钧逐渐发现，张居正不仅觉得主流心学走向务虚的歪路，更觉得部分心学走向狂悖的邪路，比如李贽主持的“新学”。
张居正觉得“新学”在济世济民上确实有长处。
但是重利轻义，乱法紊纲。
长此以往，大明会君道秕僻、朝纲日陵、国隙屡启、民不聊生，此前的新政改革，最后变成一场空。
朱翊钧一直在努力引导着张居正，让他多多接触新事物，开拓视野，跳出思想桎梏！
数年下来，确实有些效果。
朱翊钧发现张居正对完整的财税系统有了清晰的认识，从清丈田地、一条鞭法已经进化到接受摊丁入亩、类似于官绅一体纳粮的全民赋税。
但是完全改变谈何容易？
张居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徘徊不前，认为兴办工厂、海商互市只是增加国库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已，是权宜之术而非大道。
他认为吏治败坏，就是因为大家摒弃了程朱理学，使得人心不古。
只要大家遵循程朱理学的道德标准，就能重振朝纲、官清吏廉，定能抑制豪右、百废俱举，治平有象、乱萌不生。
他行法家之事，却排斥法治。
而且他非常地固执。
任何一位勇于改革的人，哪一位不是极其固执的人？
商鞅就是偏执狂，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，张居正也固执坚毅。他们坚持自己的理念，把它坚固成花岗石，才能排除万难，勇往直前。
室内一直寂静着。
张居正心里发虚。
他太清楚自己这位学生的手段了。
但他心里还存着一份期盼。
科试改革，是君臣之间第一个有着巨大分歧的难题。
如何解决这个难题，张居正有自己的想法，也希望看到朱翊钧的态度。
这是一个开端，如果君臣能够默契地把这个难题妥善解决，后面的新政改革就能十分顺畅。
朱翊钧心里也在盘算，他清楚这是一次考验。
但是朱翊钧知道，自己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妥协。
不改革科试，选材录士的渠道还掌握在旧派手里，后续的改革会越来越难推。
从嘉靖四十一年，杨金水赴东南，自己就开始培养新派人才。
数年下来，已经培养出大量的人才。不敢说是最合适的，但比旧派的那些道德君子要强得多。
现在要想法把这些人安排进庙堂里，逐渐让他们成为大明文官主流。
朱翊钧也无法预判，改革到后面，他一手提携的胡宗宪、谭纶、王一鹗等人，还会不会支持自己，支持改革。
这些人都是科试正途出身，正统的儒学弟子。
就像严嵩当年立志要以王阳明为楷模，没想到最后成了大奸臣。
自己提携的那些人，位高权重后，立场会不会转变？
只有把代表新兴利益集团的新派人才，充实在中枢和地方，与旧派势均力敌，互相制衡，自己才有底气面对一切转变。
兵权只是最后的底线。
一味地靠杀戮，靠武力镇压，终究成不了事的，还会遭到反噬。
朱翊钧开口道：“张师傅，科试不改，选材取士就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。吏治考成，清理一批，他们补上一批。
野草除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。”
张居正心里一喜，皇上愿意谈，那就是大好事。
于是他先把自己的底牌亮一张出来。
“皇上英明。臣也认为，新政改革，考成吏治只是权宜之计，更重要的是清本正源，梳理选材录士之路，这才是道。
只是大道如何修正，还需慎重考虑。国朝立朝以来，尊名教，以理学为本，两百年来，百万学子读的都是经义，习的都是制文，朝廷也是以此抡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