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要走国际合拍。”
赵鑫翻开提案，“用戛纳的奖当敲门砖，拉欧洲制片方入局。风险分摊，影响力做大。”
“可欧洲人为什么投钱，拍南洋华人的历史？”
“因为这不仅是南洋华人的历史，”
赵鑫敲了敲提案第二页，“是全人类殖民历史的缩影。意大利人看过黑手党移民美国的血泪，法国人看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创伤，英国人，他们自己就是殖民者。这个题材，每个欧洲国家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。”
许鞍华插话：“而且我们，有他们无法拒绝的东西，铁盒里的原始史料。在西方，这种一手历史证据，比剧本值钱。”
“所以你的计划是？”周慧芳问。
“分三步。”赵鑫在白板上写：
1.学术背书
联络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、南洋大学历史系，组建史料验证委员会。
把所有文件做专业鉴定，出具认证报告。
电影不是“创作”，是“影像化的历史研究”。
2.电影节预售
用鑫时代在戛纳获奖的声望，直接联系威尼斯、柏林电影节选片人。
不卖成片，卖“项目概念”。
三份铁盒史料的影印件、三位幸存者的证言录像、十分钟样片。
预售电影节播放权。
3.导演绑定
首选朱塞佩·托纳多雷。
理由：他的《天堂电影院》讲的就是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。
而且意大利电影界正在反思殖民历史。
“如果托纳多雷不接呢？”顾家辉问。
“那就找贝托鲁奇+是枝裕和组合。”
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，“贝托鲁奇擅长宏大历史叙事，是枝裕和擅长静默中的伤痛。两人联合执导，本身就是话题。”
黄沾笑了：“你这是把电影当政治工程做啊。”
“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政治。”
赵鑫神色严肃，“日本右翼媒体，已经开始攻击《槟城空屋》了。如果我们继续单打独斗，片子可能都出不了香港。但如果是‘意大利大师执导、法国公司制片、三大电影节力推’的国际项目，禁映的压力，就会随之分散。”
周慧芳终于明白了：“你是用国际合拍来转嫁风险？”
“也是扩大声量。”
赵鑫说，“一个香港导演拍南洋历史，只是‘地方故事’。但如果是国际团队拍，就是‘人类共同记忆’。我们要让这段历史，变成世界不得不听的声音。”
1980年10月7日，香港大学陆佑堂。
史料验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，像一场小型审判。
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：
四十七张照片、七本笔记、三卷磁带、十二份官方文件、三十八封家信。
五位历史学者，戴着白手套，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。
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。
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，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。
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，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。
“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，欧洲职员月薪300盾，华人职员45盾，土著劳工8盾……”
他念出声来，声音苦得发涩，“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，是种族层面的。45盾的华人职员，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、能力更强，但就因为肤色……”